《我们的那一年》定档8月27日七夕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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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歌舞团的幕布拉开，那个叫袁冰的姑娘正躲在后台发抖
那天晚上，歌舞团后台的灯泡总是一闪一闪的。袁冰把绣着牡丹花的包袱皮攥得死紧，听见外头司仪在报幕，下一个节目就该她上场了。她突然觉得腿肚子转筋——这可比逃婚那晚在田埂上狂奔还要吓人。这个叫红旗歌舞团的地方，是她用剪刀抵着脖子才换来的避难所。

马良演的豫东就是在这时候撩开帘子进来的。他嘴里叼着半根没点着的烟，看见缩在角落的袁冰先是一愣，然后突然笑了：”新来的？待会儿可别把《南泥湾》唱成哭丧调。”这话把袁冰气得眼泪都憋回去了，后来她总说，那天要不是急着上场，非得把搪瓷茶缸砸他脑门上。
歌舞团的铁皮屋顶下雨时叮叮当当响得像打快板。袁冰睡在女演员宿舍最靠窗的上铺，每晚都能听见豫东他们几个男演员在天井里拨弄吉他。有回她实在没忍住，光脚踩着砖缝偷看，月光底下豫东的手指在琴弦上翻飞，弹的居然是邓丽君的《甜蜜蜜》。第二天早饭时，豫东把搪瓷碗推到她面前：”昨儿晚上房梁上的野猫叫得真难听。”袁冰差点把稀饭喷出来。

团长老王总爱说”咱们这是文艺轻骑兵”，可发工资那天连食堂大妈都知道要躲着他走。七月份最热的时候，他们坐着拖拉机去邻县汇演，车斗里晒得能煎鸡蛋。豫东把草帽扣在袁冰头上，自己用演出服挡太阳，那件白衬衫汗湿得能拧出水来。赵兰萍演的二姐就在这时候阴阳怪气：”有些人啊，台上唱沂蒙山小调，台下整上海滩做派。”
原著里写得最狠的是批斗会那场戏。马振涛演的革委会主任把袁冰的喇叭裤挂在竹竿上游街，豫东突然冲上去抢话筒唱《国际歌》，结果被王爱秀演的女会计一盆刷锅水浇了个透心凉。电影里这段拍得特别绝——镜头从湿漉漉的吉他移上去，豫东甩头发的水珠在阳光下亮得像碎钻石，袁冰在人群里死死咬住嘴唇，血珠子顺着下巴往下淌。
袁冰后来跟我说，她这辈子最痛的不是逃婚时摔进沟里划破的膝盖，而是某天清晨看见豫东偷偷把录取通知书塞进行李箱。那会儿歌舞团已经三个月没发工资，豫东要去深圳歌舞厅当驻唱。火车站月台上，袁冰突然扯开嗓子唱他们第一次同台的《红梅赞》，唱到”三九严寒何所惧”时，火车鸣笛声把最后一句撕得粉碎。
这片子最扎心的细节是袁冰总改不掉摸耳垂的习惯——那是豫东第一次亲她时碰过的地方。二十年后他们在老年大学重逢，豫东的手指早被类风湿折磨得变形，却还能在钢琴上弹出《东方红》的调子。银幕上老年袁冰的耳环晃啊晃，观众席里不知道谁开始抽鼻子。
原著作者袁秀芬在访谈里提过，电影里那场暴雨中的双人舞是真事改编的。1985年台风过境，他们歌舞团在粮仓里躲雨，豫东突然拉着她跳起交际舞，踩着积水转圈时，袁冰的塑料凉鞋带子断了，后半程都是光脚踩在他皮鞋上。这个片段被马良处理得特别妙——镜头从屋顶漏雨的豁口俯拍下去，两个湿漉漉的身影在打转，背景音是粮仓外哗啦啦的雨声，还有隐约的”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的旋律。
现在想想，这片子就像他们歌舞团那台老式录音机——时而卡带时而跑调，可当你听见袁冰穿着褪色练功服，在空荡荡的排练厅独自跳完《白毛女》选段时，突然就明白为什么散场时好多观众红着眼眶在手机里找很久没拨的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