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和人》灵魂书写者王火蓉城仙逝,百有三岁文坛巨星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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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反映抗战的长篇小说《战争和人》要拍成电视剧了,圈里圈外都挺期待。可这事儿,书作者王火先生本人是赶不上了。十一月二十三号晚上十点多,封面新闻从知情人口中得知,这位一百零三岁的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在成都走了。消息落地时,成都的天刚擦黑,街头行人裹着秋衣匆匆赶路,没人知道,一个把大半辈子熬成字句的老人,已经安静地合上了眼。
往前推一个月,天府书展主会场里还挺喧闹。九十六岁的李致老爷子专门赶来见证《火铸文心:王火传》出版。两位世纪老人碰面,轮椅上的手攥得死紧,深秋的小雨落在场馆顶上,没冲淡那股子热乎劲儿。发布会一结束,两人被人扶着往外走,临别那句“保重”说得又轻又重。那是王火最后一次在大家面前露脸。后来他女儿王凌跟记者提过,父亲前阵子还在住院,刚回家没几天就撑不住了。可哪怕身子骨虚成这样,只要一提书展、老友、读者,他总想从轮椅上探起身子来挥手,工作人员只能赶紧弯腰安抚。熟人凑上前,他照样伸手去握;马识途先生的女儿马万梅站到他跟前,王火眼睛一下就红了,俩人都没说话,紧紧抱在一起。那一刻,谁都知道,他在想那个缺席的老伙计。

王火的本名叫王洪溥,早年上海小东门裕福里的孩子,邻居不是章太炎就是黎锦晖。六岁父母离了婚,他跟爸爸搬到南京,那会儿心里头空落落的,连童年日记都写成《失去了的黄金时代——金陵童话》。一九三七年枪声响了,一家子从南京一路逃到香港,后来又一个人钻封锁线,翻山越岭渡江过河,硬是摸到了四川江津。路上跟家里断了联系,生死全看运气。他说当时也没琢磨太多,就是想着打仗的年纪,该往前线靠。后来进了重庆的复旦大学读新闻,老师萧乾跟他讲过一句话,记了一辈子:“新闻日子短,但记者得把它变成能传下去的记录。”大四那年,他已经是个多家报社的特派记者了,写过《匮乏之城》《我所看到的陇海线》,有读者还管他叫“教授”,其实毕业证都没领呢。最让人捏把汗的,是四六年二月他去南京听战犯谷寿夫的庭审。庭后他单独采访李秀英,这人身上挨了三十七刀还能站上证人席。王火用笔名发的那篇长篇通讯,当时震动了很多人。后来小说第一部里的主角“庄嫂”,原型就是这个姑娘。
《战争和人》这书,整整写了三十多年,九三年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摆上书架。里头童霜威、童家霆父子的抗战路,铺的是三十六年到四六年那十年的中国世相,拿了茅奖,也进了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可第二部第三部完稿的时候,他左眼已经失明了。八五年五月,为救个掉进坑里的小女孩,脑袋砸在硬处,眼睛保不住。往后写字,得戴上四百度的老花镜,再套个放大镜,一只手握着笔,另一只手死死压住纸页,一笔一画地蹭。早年他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待过三年,干过审片员的活儿,看过无数部胶片转印的光影,也懂怎么把散落的细节剪成一条连贯的线。他自己说过,小说里那一百多号人,用的都是真名实姓,没见过的人不写,没去过的地方不编。沦陷区待过,大后方熬过,地下党也接触过,生活攒够了,文字自然就喷出来了。他没打算当什么文学家,当年就想做个战地记者,替公道喊几句嗓子。结果阴差阳错,枪口换成了钢笔,日子却硬生生写出了电影的节奏感。

感情这事儿,王火活得明白。妻子凌起凤原名凌庶华,家里是辛亥革命元老的后代,四八年两人订了婚,建国前夕她随家人去了台湾。四年间全靠信件维系,五二年她为了回来,在香港伪造了自杀现场,甩掉原有家境,单枪匹马摸回上海。王火后来写电影剧本《明月天涯》,底子就是这段缘分。俩人相伴几十年,几乎没红过一次脸,日常琐碎在他眼里都不值一提,大风大浪里捞上来的情分,哪能轻易松手。五十年代末,他本可以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拿全额奖学金,硬是留在了国内。他说新中国快成立了,不想错过亲眼看着它建起来的过程。朋友那边,马识途和李致是他这辈子绕不开的坎儿。三个人一个重庆、一个江苏、一个四川,最后在成都安了家。二零二四年三月,华西都市报登出马识途去世的消息,百岁高龄的王火指着报纸问女儿那是谁,听完眼泪立马往下掉,拨通李致电话,两头人对着话筒哭出声来。马老生前写过诗夸他:“淡水之交几十春,潭深千尺比汪伦。”这话落在王火耳朵里,一辈子都没淡。
晚年他坐在书房里,桌上堆着没拆封的书册,爱人留下的照片摆在顺手的地方。上海亲戚几次请他回去养老,他都婉拒了,说成都养人,这儿有老朋友,还有亡妻的影子,舍不得挪窝。他平时爱看电影,喜欢文学名著改编的正剧,也乐意看卓别林那种带点苦涩的笑话。聊起人生,他不爱扯大道理,就说岁月像条河,流到石头上拐弯,水花反而溅得好看。现在《战争和人》终于要搬上荧幕了,镜头对准的不再是泛黄的书页,而是那些曾在烽火里蹚过、在病床上磨笔、在信笺上写满相思的真实脚印。一百年光景,他把自己活成了一支队伍,如今收兵歇马,留下的台词,够后人反复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