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境逆袭史诗再现！电影《四渡》全明星阵容震撼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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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烨减了十七斤。他原本就瘦，拍《四渡》那阵子，更是整个人精瘦得脱了相，腮帮子都陷下去了。导演徐展雄头一回见他，吓了一跳，说这就是他想象中的那个时期毛泽东的样子——身体被疟疾拖垮，面容憔悴，瘦得能看见骨头。但刘烨说，他眼睛里那道光还在。那道光在长征初期是看不见的。当时毛泽东被排挤在核心决策圈外，整个人病怏怏的，在担架上被人抬着走。刘烨读剧本的时候翻史料，脑子里反复出现一个画面：一个又病又瘦的人，躺在那儿，听着外面枪声、炮声、脚步声，脑子里却一直在转着地图。他在想路往哪儿走。这种感觉刘烨后来在片场找着了。有一场戏是湘江血战之后，满战场都是尸体和碎布，红旗在火堆里烧着。毛泽东撑着虚弱的身子走过去，直接用手去扑那些火苗。拍的时候，火苗蹿起来，刘烨的手眼下就烫了。他第一反应感到了疼，随即心里扑通一下，那个疼感反而让他摸到了人物的东西——长征初期的毛泽东其实已经不太在乎肉体的疼了，他被巨大的悲愤压着，只剩下一股气力撑着。排练那会儿，刘烨每天就反复看四渡赤水期间的史料，越看越觉得，毛泽东在那种情况下还能洒脱，不是瞎洒脱——是心里真有底气才做得到。三万红军，对四十万国民党部队，钱粮铁桶一样地围着，走着走着还能调过头来，跟蒋介石跳个舞。这个仗没打过的话，没人信。但毛泽东打了，还打赢了。

王雷的第一反应是拒绝。说他之前一直演毛泽东，这次让他演周恩来，他怕自己找不着感觉。后来导演找到他说，你身上的那个东西，恰恰是周恩来需要的。王雷想了一下，说那就试试。结果造型师一弄完，他看见镜子里的自己愣住了。长征时期的周恩来蓄着大胡子，眉毛也乱蓬蓬的，脸上带着一种说不出的疲惫，但是眼神还是静得很。王雷看着镜子想着那个年代的周恩来，摸着自己脸上粘上去的胡须，后来就顺其自然地加了个动作——在思考的时候会不自觉地捋一把胡子。他说周恩来那时候事情太多，太繁杂，脑子里的事情从来不停，手也得忙活着，才显出一个活人来。王雷给周恩来提了三个词：相信、勇敢、赤诚。他说周恩来最坚定的东西，从来不是权力的筹码，而是相信毛泽东能带着大家走出去。他自己后来演的时候也这样演——在最艰难的时候，周恩来往毛泽东那儿站，站过去就不动了，听他说，点头，然后去布置下一批人渡河。王雷说周恩来在长征里干了一件特别要紧的事，就是在最高层里面调解人、稳住人心，把所有人往同一个方向拉。不是靠权力，是靠那份赤诚。所以王雷演戏的时候，不使劲，不喧哗，就是站在那儿，像当年周恩来一样，不声不响地，把所有事扛下来。

于适演的那个赵德发，是这部戏里唯一一个虚构角色。他演的是一名红军连长，没有原型，却又是无数人的影子。于适说这个角色是承上启下的——承上接得住上面下发的命令，启下得带着底下新来的人渡河打仗。赵德发的军装比别的战士新，身上还挎着一把“花机关”冲锋枪。有人问导演这是不是不符合历史。导演说，这个细节反而是考据过的。1935年1月红军打下遵义后，找到了一大批布匹和棉花，就组织被服厂连夜赶制新军装，每个战士都分到了一套。而赵德发手里的冲锋枪，是当时各兵工厂仿的德式MP28，红军缴获了不少，集中配给了最精锐的突击部队。赵德发作为连长的装备就是当时红军精锐突击连的标准配置——穿着新军装，拿着花机关，是在极端的穷困里掏出来的最好的家底。于适说，他看这个角色时特别感慨。赵德发不过二十几岁，话不多，平时就是埋头走路、打听消息、把人拢起来，打仗的时候冲到前面去。后来赵德发倒在赤水河边上，临死之前把一个新兵拉到身前，把枪交过去，说了一句“往前走”。于适说，长征就是这样——一个人倒下去，另一个人接着走，拿着他的枪，穿他的鞋子，往前行军。

导演徐展雄一开始是发愁的。四渡赤水这件事，难度太大了——三个月，三省的地盘，几十场大小战斗，有几次渡河来回，还牵扯国民党多路部队的动向。要想塞进两个小时里，让人看得懂，还让人能紧张得喘不过气来，太难了。后来他用了一个办法：简化规则，突出关键节点。每一场渡河都是生死局，每一次调头都是重新下注。影片里有一场戏，毛泽东在地图边指挥，蒋介石也在另一头看地图。电影做了一个“跨空间对弈”的镜头，毛泽东那边的灯光是红的，蒋介石那边是蓝的。红光是暖的，透着一种浪漫的气质；蓝光是冷的，衬出蒋介石那种孤疑的状态。两人明明不在一个房间，却让人觉得他们隔着山河水脉在对赌。导演用了很多微缩沙盘来拍行军路线，镜头跟着手电的光钻进山里沟里，像带着观众走进地图里去看战术，而不是干巴巴地讲。徐展雄说，四渡赤水这个事儿本身就是一个隐喻，是那种在绝境里还能翻盘的故事。他不想讲成一堂历史课，他想让人觉得这件事是真的能发生、真的能打出来的一盘棋。那样，年轻人走进去看了，才会心头一热，知道当年那些人是靠什么活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