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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暮·归乡》:中国台湾老兵纪录片首映

《日暮·归乡》:中国台湾老兵纪录片首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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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件写着”想家”的白衬衫,他们穿了三十七年
广州图书馆的放映厅里,灯光暗下来的时候,我注意到前排有位老先生一直在摸西装内袋。直到银幕上出现1987年台北街头的老照片——穿着白衬衫的老兵们举着”白发娘望儿归”的纸牌——他突然掏出一块折得方方正正的手帕,抖开来,是件洗得发黄的白衬衫,胸前用毛笔写着”想家”两个字。
《日暮·归乡》:中国台湾老兵纪录片首映-1
这是《日暮·归乡》首映礼上最让我心头一颤的瞬间。导演杨正浓说,他们在台湾拍摄时,几乎每个老兵家里都藏着这样的”想家衫”。1987年母亲节,五百多个平均年龄71岁的老兵,就是穿着这样的衬衫,举着”抓我来当兵,放我回家去”的标语,在台北街头走了三个小时。当时有个叫何文德的老兵边走边喊:”棺材里都要放张回大陆的通行证!”这句话后来成了整部纪录片的情感锚点。
影片里有个镜头特别揪心:山东籍老兵高秉涵从铁皮饼干盒里取出张泛黄的照片,那是1949年他13岁时和母亲的最后一张合影。老人用指腹反复摩挲照片边缘说:”俺娘当时往我口袋里塞了把枣,说路上甜嘴,没想到这一路甜了76年还没到家。”首映现场,高老的外甥女念家书时,念到”菏泽老宅的枣树今年又结果了”,后排突然响起此起彼伏的抽泣声——在场很多广东观众可能第一次知道,台湾人说的”外省老芋仔”,其实是会对着家乡的枣树照片掉眼泪的活生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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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花了两年时间跟踪拍摄六个老兵,最年轻的89岁,最年长的已经103岁。有个叫周广的湖北老兵,三十七年里每天给亡母写一封寄不出的信,攒了满满两大樟木箱。摄制组去拍他时,老人正用放大镜在信封上写”湖北省随县历山乡周家台”,写着写着突然抬头问:”现在是不是没有随县这个地名了?”这个细节让我突然意识到,这些老人记忆里的故乡,可能早就在行政区划调整中消失了,但他们仍然固执地写着当年的地址,就像守着最后的精神坐标。
王童监制在交流环节说,他们原本担心年轻观众对这段历史无感,直到有个”00后”观众提问:”这些爷爷当年为什么不翻墙回来?”现场先是哄笑,接着陷入沉默。导演的回答很妙:”你试试用老年手机导航,就会发现有时候不是不想回家,是找不到回家的路。”这话其实在片中有更残酷的注脚——有个老兵攒了二十年路费,1990年终于能回浙江探亲,却发现老宅变成了百货商场,他在自动扶梯上来回坐了十几趟,最后蹲在消防通道里哭得像孩子。
影片最动人的段落是拍金门的老兵墓园。镜头扫过几百块面向大陆的墓碑,每块碑上都刻着大陆的籍贯。有个守墓人说,前年有家属送来块新碑,把原先的”江西上饶”改成了”江西上饶·台湾金门”,说这样”老人家才算真正回家了”。这个细节让我想起片头何文德喊的那句话——现在他的骨灰确实贴着返乡证,被儿子带回了湖北老家。
放映结束亮灯时,我发现最早掏衬衫的那位老先生不见了。工作人员说他是广州本地台胞,散场时特意去问导演:”能不能把我这件衬衫收进你们的素材库?等统一那天,我想穿着它去台湾给老战友们扫墓。”这话突然让我明白,为什么导演要说”这不是历史纪录片,而是未完成的现实”——银幕上那些含着眼泪说”回家”的老人,和银幕外摸着衬衫说”回家”的观众,其实都在参与同一场长达七十多年的集体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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